民国时期的递漂
川江递漂——早已远去的职业,依然流传的故事
文/陶灵
(相关资料图)
1910年4月16日,川江正式开通轮船商运后的20年间,沿岸所有港口码头都没有供轮船停靠的趸船,只能远离江岸,选择深水沱和砂卵石河床抛锚,停泊在江中。这时,等候在岸边的小木船纷纷划上去,把旅客和货物从轮船上接转下来,运送到岸边。岸上的旅客乘船和货物出港外运,又由这些小木船从岸边转运至江中的轮船上。
这种小木船俗称小划子,载重量小,灵活轻便,一趟趟来回接送旅客和货物,犹如在江面漂来漂去,被形象地称为“递漂”,成为当时养活一大批码头工人的职业。
递漂收费实行官方定价
递漂收费实行官方定价,按只、次计算。1930年前后,从重庆南岸龙门浩至江北嘴,或至嘉陵码头、或至朝天门,每只小划子每次收费80文;从南岸玄坛庙至渝中东水门每只(次)70文、至渝中太平门每只(次)100文,往返如此,一人乘坐一人负担,多人乘坐,一起分担。1935年后,上述价格改为银币,分别为8角、7角和1元。官方定价一律不分枯洪水位和昼夜间。
1931年10月,中国航空公司采用水陆两用飞机开通汉渝航班,这种飞机机身下装置着一排浮筒,可在重庆城千厮门、菜园坝和万县聚鱼沱的江面起降,机上的旅客、行李、邮件、货物,也靠“递漂”上岸离岸。递漂木划子就像机场的“摆渡车”一样。
港口递漂区域有严格的分界,每个区域建有各自的递漂业协会,重庆城港区分龙门浩、朝天门、嘉陵江码头协会,万州城分南岸、北岸协会,云阳的码头按货物和地盘分了12个大棚,每个大棚为一个协会。递漂工种也有区分,提装工人只能转运船上货物,力夫则负责搬运旅客行李,相互不得抢揽业务。但协会之间、递漂工人之间,仍然经常发生争抢业务和地盘的事件。
清风扬帆
卢作孚借递漂打击日本人
当年的川江,外国船只肆意妄为,偷运军火、鸦片,航行中故意开快车行驶,浪翻木船,多次造成船毁人亡的惨案,而且拒不赔偿。1929年7月5日,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担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后,发布命令:外国轮船进出重庆港,必须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,经本处护航队检查后,方能上下旅客和装卸货物。
1929年8月5日,日本云阳丸轮驶进重庆港,停泊在朝天门的江心。川江航务管理处护航队士兵上船检查,却遭到阻拦,船上的日本人还举枪向检查的士兵瞄准,随时准备射击。护航队士兵为避免发生冲突,撤离了云阳丸轮。卢作孚对撤回去的士兵说:“好吧,他不让我们中国人上船,我们就不上他的船。”果然,连递漂的力夫、提装工人都不上云阳丸轮。
原来卢作孚事先已和递漂的船主、力夫、提装工人商定,对不接受检查的外国商轮,拒绝装卸货物和补给食品,工人损失的工钱,他负责双倍补偿。对外籍轮船在川江上的肆意妄为,递漂工人早就怨声载道,一致支持卢作孚的决定。
8月的重庆正是烈日炎炎,云阳丸轮在江面停泊了4天,货物不能装卸,食品又短缺,船上的日本人慌了,连忙给日本领事馆发电,要求向地方当局施压,然后又派人秘密联络递漂工人,许诺重金卸货和补给食品,结果都失败了。没有办法,趾高气扬的日本船长只好低下头来,接受川江航务管理处士兵的检查。这是巧妙利用“递漂”,长了一回志气。
川江上的船工
递漂与《让子弹飞》
递漂过程缓慢,也存在安全隐患,旅客和货主都深感不便。
1938年8月,四川省政府给忠县派了一位新县长,名叫余旭。余县长从重庆乘船,东下忠县赴任。轮船到港后,由小木船递漂,这位新县长可能还没有适应这种上下船方式,当他从轮船上跨向小木船的一瞬间,突然掉进了船之间空隙的江中,一下子没了踪影,连尸首也没办法去捞。突如其来的事故,大家不知所措。县长随行秘书头脑好使,当即决定:充当县长,应付局面。事已至此,县长夫人只好点头同意。几个月后,有人举报县长是假冒的,假县长被查处,关了起来,县长夫人带着孩子离开了忠县。
据说忠县籍著名作家马识途先生于1942年创作的小说《夜谭十记》之《盗官记》,素材就取自这个故事。2010年12月,根据《盗官记》改编的电影《让子弹飞》上映,“假冒县长故事”一夜之间家喻户晓。
1928年,民生实业公司购买加利汽船公司一只无动力装置的平底矩形船只,拴锚在嘉陵江千厮门码头的岸边,船与江岸之间搭设跳板,本公司的轮船进港后,在它旁边系缆停靠,旅客和货物通过跳板上下、运送,既方便又安全。这种泊船设施称之为“趸船”,第一次在川江出现,成为结束递漂之开端。1929年,民生实业公司渝涪航线在涪陵龙王沱租地设置码头,又购买一只木船作为趸船,川江主航道也有了第一只趸船。
1930年5月31日,川江航务管理处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处长何北衡,效仿民生实业公司的泊船办法,在嘉陵江纸码头设置公共趸船一只,供各家到港的轮船靠岸。一只公共趸船根本满足不了停靠需求,1931年7月,川江航务管理处在嘉陵江千厮门码头增设公共趸船一只。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者提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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